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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了兩天的課程，只是讓心中多了更多矛盾...。
尋覓了許久，問題的答案終於顯現，但我卻只能選擇人云亦云的做法，面對這樣的課題，應該怎麼作取捨，我還沒有足夠的智慧。
之前有段時間在思考的問題，也是看完『白玫瑰1943』後的省思：如果生於文化革命或納粹時代，必須靠出賣親友才能求生存，我會選擇怎麼作？的確，這是很極端的例子，不過，生活中卻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掙扎。
當問題相關於『生命』時，這個問題挑戰了道德和人性；如果只是價值觀的挑戰，看似影響的層面只是個人堅持，但難道就與道德人性無涉嗎？我並不這麼認為....每個時代都有它不同的課題。
換個角度想....當我們為了現下生活一點點小事，比如：工作爭取信賴、朋友爭取認同、為了求全外在的觀感...等等，就必須拋棄自己的原則和信念、隱飾心中真實的想法時，我想，面對個人生命這樣的抉擇，答案似乎也昭然若揭。是的，為了求生存，所以一切的理由都很正當，當然，也包括出賣自己。
可是，我還不想成為共犯結構中的一份子，起碼32歲的我還是如此堅持，而還在繼續掙扎中....。
仇恨式的煽動政治學，經常是很有效的政治工具，它會造成集體亢奮式的盲從和「政治正確」的威嚇力量；人們也發現到，知識分子在抗拒政治的邪惡上，經常是低能甚至無能的，原因即在於當他們用概念來思考問題，而不是用生命的共感來思考問題，他們的抽象概念就很容易被操弄，反而混淆了是非與善惡的分際，而更令人覺得恐怖的，乃是面對納粹這種民粹極端主義時，它會形成一種強迫性的體制，而每一個參與行動的人則在「我只是奉公守法的辦事，而不是下達命令的人」之心態下，寬恕了自己，政治極端主義的罪惡，印證了「共犯結構」的存在，這乃是「後納粹政治學」與「後納粹社會學」的驚人發現：二十世紀裡，「善良的個人」與「邪惡的體制」經常並存，原因即在於人們的冷漠疏離，已使得他們對別人的受到威脅及受苦失去了感覺而只耽於一己的苟存中；也正因此，在德國的「後納粹神學」裡，遂特地將「緘默」視為罪惡。--節錄自‧白玫瑰1943‧南方朔【發生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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